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祝祖国75岁生日快乐。也祝出行路上的你，假期愉快，出行顺利。
国庆期间，我们将开启“共潮生”回顾系列，集中放送过去两年共潮生演讲的全程回放，以及精彩文章和视频段落。
2015年，我们团队的戴希写了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她的故事包括她出生的那个叫攀枝花的从盛到衰的工业城，她的买房，她爸爸的创业转型，都是真实事情。香帅之前说“我喜欢写她们家，因为非常典型—— 勤奋的，跌跌撞撞努力向上游的普通中国家庭，整个家庭的向上历史就是中国的产业变迁，城市变迁，教育变迁（希哥读了北大博士，然后嫁了个清华博士，生了个孩子，毕业后还进了阿里，跟了个牛逼老大长得很快）的历史......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她们家人的情感都是朴素而自然的。”
后来这一个故事又有了续章。2021年，时代浪潮再次冲击到希哥家。希哥有个双胞胎妹妹，除了胖瘦略有不同，两姊妹长得一个模子似的，大学毕业后在成都新东方教书，一直是优秀教师，收入也持续上升。本来以为教育这个行业“雪厚坡长”，日子将这样持续向上—— 2021年新东方遭遇了什么，这些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妹妹没有失业，但是明显感到了压力和天花板。大概一年后，2022年3月的某天早上，希哥发了个朋友圈，妹妹申请到了宾大（UPenn）的两年制教育学硕士，带奖学金的，还打算要继续读教育学博士。一家人的对线年年中开始，我没有听过她们的抱怨，但从结果看，她们付出了更多努力，也确实收获了阳光。
虽然两段故事的主角不同，10年前是父辈（《那座工厂那座城》），10年后是“90后”，但他们的精神内核又都极其相似——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迁，都能保持乐观、坚韧、积极向上、持续努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最宝贵的财富，希望这一个故事能为你带去一点点明媚的启发。
潮水仍在涌动，期待和你共赴2024年共潮生·香帅年度展望，10月19日，不见不散。
对于很多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而言，“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这样的词语其实是一些抽象的概念。阐述得多么深刻激昂，也仅仅是拂过脸颊的风，再冷再疼，一瞬也就过去了。但是，对那些在“石油城”和“钢铁城”中出生、长大、上学、和工作的很多普通百姓来说，一座厂区就是头顶上的整个天空，不是所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可成为鹰隼，搏击出另外的万里晴空。
庙堂上轻飘飘的一个词语，是底层多少普通百姓长长的一生。从50年代“开发北大荒”、“支援新疆兵团建设”，到60年代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宏伟的战略背后，是几千万普通人以自己的离乡背井，婚姻，子女教育为代价默默承受着国家产业悲喜起落的命运。
因为研究日照钢铁与五矿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从2014年底开始看钢铁产业的数据，攒上10万的数据和文字，虽没最后成稿，但一直觉得自身了解这个产业在中国兴衰起伏的历史和经济原因。然而，读戴希的《那座工厂那座城》的时候，我几次鼻子发酸，才明白这“旁观者”的研究（不管有多少数据模型支持）是多么肤浅和单薄。
一代人，几代人的命运和人生要怎么度量？我不知道。9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曾进行过一场国企改革，几千万的工人被下岗（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失业”），有的人“走出来”了，而更多的人，还有他们的子女则被卷入了历史洪流，滚滚而去。当回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稍微剥开那些对“更高更大更强”的迷恋，试着从普通人生存（这才是“民生”吧？）的角度来讨论。90年代以前的大国有企业工人们，其实和企业中间有一种隐形的合同——极低的现金工资是和隐含的高福利（工厂附属医院，教育，社保，住房）相匹配的。以那样的收入水平，大部分“旱涝保收”的工人是不可能有太多储蓄的。在“剥离三产”的改革后，工人们一旦“下岗”，其实丧失的不单单是一份工资，而是整个家庭生活的基础。这种代价，对于一个国家，可能叫“阵痛”，可是，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却可能是“绝症”，不是当事人，永远都不可能理解那种挣扎的痛苦。
当年的改革非常幸运。98年的住房改革、2003年的入世，加上当年较小的经济体量，较低的城市化率和第三产业的比例，中国开始了超高增长的一段时期，巨大的经济增量逐渐吸纳了大部分的青壮年失业人口，虽然有多少个人和家庭的贫困为代价，却没有酿成社会性的巨大灾难。而今日的中国，已经面临完全不一样的情景，8000多美金的人均收入，连续下滑的经济增长率，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逐年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大批外迁的产业……我们不可能有再有那样的发展速度和那样大的经济增量来容纳那么巨大的失业人口了。
戴希走出了攀枝花了，可是川哥（她的爸爸）还留在那里。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说，那是走不出又回不去的原乡。对于庙堂之上那些文件措施制定者来说，我想，回望历史，不应该是简单地铭记，而是为了改变。
1990年,我和双胞胎妹妹出生在四川一座叫攀枝花的山城。山城是以花命名的，但是直到我19岁离开那里之前，我从来就没觉得家乡很美。印象中视野内全是光秃秃的山岭。就算是春季，这些山岭也不会披上青色。因为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这块西南偏隅的不毛之地以一个钢铁工厂为中心衍生出一座移民城市。这座工厂就是攀枝花钢铁公司（攀钢）。妈妈说，毛爷爷时代，国家从1964年开始在属于“三线个中西部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备战”为目的的大规模建设[1]。攀钢基地投建就起源于“三线）。
当时全国重要钢铁产业基地的很多职工都举家搬迁到了攀枝花支援三线建设。特别很多鞍钢的辽宁人，他们从东北到西南，跨越了整个中国来到这片山区，支援这里，也扎根在了这里。我的奶奶和爷爷也是从牡丹江畔的军垦国营农场医院搬迁过来的。他们俩都是四川人，作为医生，他们在1958年响应“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去支援东北，十六年后，又响应“三线建设”返回西南边陲，在攀钢附属医院工作。记得在我小时候周围很多小朋友都是一口东北腔，上学以后，在攀钢附属的学校里也没有说四川话的氛围，后来知道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四川省内是很不常见的（四川的中小学生除了在课堂之外都是讲四川线年代初的攀枝花
除了自身庞大的车间体系以外，还有很多附属于攀钢的后勤单位、医院、学校和幼儿园，以及配套的服务业设施（例如购物点、餐厅、体育馆、休闲中心）。周围小伙伴们的爸爸和妈妈要么就是工厂的工人，要么就是附属单位的职工。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跟这座工厂息息相关。
和很多老攀钢人的子女一样，我爸爸在冶炼专业毕业后，也进了攀钢，在附属职教中心工作。我妈妈是随着她姐姐姐夫移民到这座城市的，他们都是攀钢职工，不久我妈妈也进了攀钢附属的后勤公司工作。1990年我和妹妹出生后，他们要抚养两个孩子，所以10岁以前家里生活还是比较紧凑的。
从1995年开始，钢铁开始紧俏。爸爸说当时如果有办法拿得到一吨钢材的话，在原价两三千元一吨的基础上，都可以再加价五六百元卖出去。爸爸和同事们开始也在职教中心建了小型轧钢厂作为校办副业，与攀钢的热轧厂合作对次废钢材进行再加工。再后来，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大人们成立了钢铁贸易小公司，开始做一些生意，爸爸和他的朋友们也不例外。我们家的生活也在逐渐好转，买上了车，住进了市中心的房子。直到2005年我念高中，爸爸和妈妈的工作都很安稳。印象里市中心开了一家很大的华联超市，妈妈每次都会把购物车塞得很满，爸爸还会每周邀请职教中心的美国志愿者（支援偏远地区教育的美国人士）到家里来玩，做满满一桌子菜。有一个叫Lindsey的志愿者姐姐经常来家里玩儿，她会跟我们讲很多美国的故事，包括她的家乡（纽约州罗彻斯特市）因为柯达的破产而衰退的故事。她没有讲得很细，只是说她的爸爸和爷爷都是柯达老职员，还有家里很多亲朋好友，都因为数码相机带来的变革失去了工作。她说的有些无奈伤感，我当时也就是在饭桌上呆呆地听着，浑然不觉类似的事情会在自己的身边发生。
高一的时候（2007年），我开始时常听到妈妈对工资待遇的抱怨，她说攀钢效益不好了。高二时，妈妈干脆办理了退休全职在家照顾我和妹妹。不久，爸爸兼职的钢铁贸易公司业绩也出现了问题，他们职教中心的小型轧钢厂也荒废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出乎预料。钢铁价格（以典型的螺纹钢为例，如图1）在2008年后半年先慢慢的出现雪崩式暴跌。4万亿刺激计划将钢铁价格死撑至2011年，随后钢铁价格就开启持续走弱模式，直到不如白菜价。2015年冬季，一吨螺纹钢下挫到1800元的价格（即9毛钱/斤），同期白菜市场价在1块钱/斤以上。攀钢在2008年和2009年出现了明显亏损，并在2010年被鞍钢重组收购，将业务重心从“钢铁冶炼”转移至“钒钛磁铁矿开发”（见图2）。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减速，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每况愈下，铁矿石由2010年的180美元/公吨降至掉价2014年底70美元/公吨，攀钢在2014年出现了严重亏损，开始“激励”子公司进行裁员。
2009年我和妹妹到外地上大学以后，爸爸没有继续碰钢材生意，在职教中心做一份后勤职务；妈妈在成都找了一份工作。渐渐的，爸爸和妈妈的很多朋友都离开了攀钢，在外地做生意和找工作，并且开始陆陆续续地把家也搬到外地。2010年，我们也搬家到了成都。因为高中的很多同学家里都搬过来了，我们暑假在成都组织高中同学聚会也很容易。就在几年之内，好像世界都天翻地覆变化了。官方统计数据说攀枝花市的人口还在增长，到了120万，可是我们正真看到的是人渐渐都走了（民间有说法是已经流出了差不多1/3，近30万）。最明显的是我们家在那儿的几套房子，从去年开始就很难租出去了。后来妈妈和妹妹在成都工作了，我到北大去念博士了，我们三个已经“走出了”山城，但是爸爸却反反复复地离开又回去。
在成都，爸爸呆得很郁闷，他不太适应朋友介绍的外企工作，又很抗拒闲在家里。因为一群朋友在那里守着自己的钢铁产业，他一直想回到那座山城。终于在去年年初，他不顾全家反对回去了。我当时并不清楚他回去做什么，但是能肯定还是跟“钢铁”有关。果不其然，他加入了他的朋友在钒钛高新园区设立的纳米铁粉公司。这样的产品听上去挺高大上的，属于高科技创新。他一把年纪了也要响应国家号召，跟着朋友创新创业，我们母女也不能硬拦着。爸爸回去工作热情高涨，要么是在加班要么是在开会，电话里语速都快了。
我的理解是，因为攀枝花丰富的钒钛资源，攀枝花的第二产业由“钢铁冶炼”向“钒钛资源开发”转型，政府专门设立了钒钛高新区作为涉钒涉钛公司的孵化器。爸爸所在的纳米铁粉公司作为涉钛公司进驻了这个园区（纳米铁粉的原材料是硫酸法生产钛白粉的副产物，是属于涉钛产品）。爸爸跟我讲政府和军工部门对他们公司高科技产品重视了；中信资管对公司注资了；投行开始接触他们拟筹备上市新三板了。周末的时候，我跟在北京创新创业的年轻朋友们吃火锅，他们也会兴致高昂地跟我讲类似的故事。但是到了去年冬季，爸爸所在的纳米铁粉公司陷入了困境，跟当时绝大部分企业一样，遇到了，即缺血。这种血虚之痛源于多方面：他们在前期改善产能的研发尝试方面消耗了大量资金（例如高价购买的粉体改造设备未达到预期的生产功效）；经济下滑，银行惜贷，公司办理展期难度大；省政府的奖励补贴卡在市政机构的层层审批环节。然而，他们看好纳米铁粉在军工市场的前景，并没选停产，而钒钛高新区里的不少公司，都在这个经济发展的严冬停产了。他们仍然继续在寻求投资方，继续在改善产能，继续在坚持车间运转，即使有时工资会拖延，即使部分股东和供货商有抱怨，即使现实已经给了他们很多条可以停产的理由。今年年初，攀枝花电视台的一期新闻节目还专门报道了他们纳米铁粉公司的高科技创新以及在经济严冬期维持生产的事迹。外人可能看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可妈妈说看到的却是困兽之斗般的心酸。话说回来，我从心里还是佩服这种老产业人们特有的顽强精神（或者叫硬骨头精神也好）。
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是什么？它是我眼中的攀枝花山城，Lindsey眼中的罗切斯特市。极端一点，它还可以是底特律市、鄂尔多斯市或者端岛等鬼城。城镇化本身是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具体能体现为产业的空间集聚带来人口、资金和技术的集中。产业体系的变化也会使得城市发展模式相应调整。产业由兴旺到衰退的生命周期变化会直接影响城市繁荣和没落。
目前国内钢铁产业产能过剩3亿吨，产能利用率67%（以粗钢为例，其产能为12亿吨左右，2015年其产量仅为8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七成），亏损面达到五成。2015年各省钢铁产业的粗钢去产能完成了1.25亿吨，其中各省政府计划内的去产能量为0.18亿吨，工厂自主的去产能量为1.07亿吨。除了钢铁产业，煤炭、水泥等重工业同样聚集了高风险，行业亏损分别达到了八成和四成[3]。
值得反思的是，这些产业在面临产能过剩同时，也极度缺乏高端产品。正如2016年第一个工作日，总理伯伯在山西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时说的那样，“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超过标准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的笔头，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同样的线月也讲过。我细查了一下，圆珠笔的笔头分为“球珠”和“球座”（均属于模具钢）。我国已经具备“球珠”（Textured Tungsten Carbide Ball）材料的生产基础，但是不具备“球座”（Stainless Socket）材料的生产基础。并且笔头的组装技术也长期掌握在法国BIC、瑞士Mikron、德国Hutt等公司的手中。我国向瑞士进口组装笔头的精密机床，向日本进口笔头的模具钢线材，向德国进口了墨水，最终成为了毛利率极低的圆珠笔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
“产能过剩”是衰退的方式之一。而“供给侧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是延长产业生命周期的关键。如果罗切斯特市的柯达在1998年就果断地转型数码成相；如果底特律市的汽车三巨头在1970年就果断改变大尺寸、大排量的单一产品结构；如果山城的攀钢在2006年就果断地布局（纳米铁粉一类的）高端钢铁制品，而不是躺在粗加工产品上挣钱……
爸爸和他的伙伴们还留在山城。昨天电话里爸爸说，钢铁产业没落以后，攀枝花没那么多污染了，政府严控污染，也开始打发展旅游产业的牌了，山城的空气质量变好了，天也变蓝了。终于，我的家乡变美了，但是我们也回不去了。
[1]从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2] MySpic指数：My steelprice indices of China，即钢材市场价格指数。该指数，考虑了长材和板材在中国钢材料消费中的权重以及中国华东、华南、中南、华北、西南、东北和西北七个行政区域的钢材料消费权重，是一个由品种和地区混合而成的加权价格指数。
[3]《跟90年代比，现在是不是去的慢了点》, 刘毅等,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16年2月21日.
[4]《底特律的启示》, 李华, 《中国青年报》, 2013年6月3日02版.
这是一对60年代生的普通父母，是千万个上行或者下行的产业中笑着，哭着，却仍然奋斗着的人们的缩影。要永远感谢中国的百姓，他们的坚韧和乐观真的举世无匹。
“目前实业的坚挺尤为宝贵。希望我们公司能尽早克服技术难关，产能稳增。钒钛产业仍会继续支撑山城的发展，希望山城持续美丽持续繁荣。”
：“我庆幸当时自己有勇气离开攀枝花另谋出路。钢铁产业没落，我们很多人都离开了那里。现在在成都有安稳的生活和工作，偶尔怀念一下攀枝花的阳光。小宝工作顺利、大宝读书争气是我的幸运，我已经比较满足了，当然川哥也不容易，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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